朱尔典(朱尔典)
有谁知道清帝退位是哪一天吗？
民国元年( 1902年) 2月12日，清隆裕太后与清帝宣统一同退位。 其退位诏书全文如下。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 前因民军闹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派往袁世凯的人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提出开国会，公定政体。 二月以来，没有确切的办法，南北互相怒目相向，商辍学，士露野，光国体一日定，民生一日不安。 现在全国人民的心理倾向于共和，南中各省主张前面提倡的北方诸将也在后面，人心所向，天命、与、也知道该如何忍受为了姓的荣誉，付出兆民的好恶。 在外观的大势、内审舆论的作用下，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的全国定为共和国立**体。 安慰海中混*的望治之心，远协古代圣天下为公义。 袁世凯经前资政院当选总理大臣，在新旧代谢之际，南北统一方即袁世凯宣布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方法。 看到满朝人民坐闭、海宇又安、韩满蒙共同拥有**五族完整领土作为一大中华民国，与皇帝享有广阔的闲居，优游岁月，接受国民的优良礼让，亲完郅治，懿贲何乐而不为？ 钦这个。 ”此诏谕据说出自南通状元张謇之手，《即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文自袁左右增加。 诏敕由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胡思维德、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政大臣梁士赞、农工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副署。 清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国到宣统退位，共297年； 直到顺治进入中国，宣统**，才是268年。 宣统退位是民国元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就在宣布退位诏书的同一天，袁世凯发表了《真电》，赞成共和。 那个原电是这样说的。 “南京孙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参议院同鉴：共和是好的国体，举世公认，由今帝政一跃进入。 实诸公付出多年心血，也是民国无限的幸福。 大清皇帝阐明诏辞地位，业界经世凯签字，发表之日，是亲政的终局，即民国的始发地。 今后努力，任务将达到圆满的地位，决不让君主制再次去中国。 今统一组织，重而复杂，世凯欲速南行，善听大教，共谋而行之法； 北方秩序难以维持，军队要像树林一样，增加部署； 而东北人的心，不一致，有点动摇，涉及全国，所有的你打洞看时局，都能理解这种苦衷。 直到共和建设的关键问题，大家都善于研究，成竹在胸，尚希很快就得到了教训，该如何协商统一组织的方法。 袁世凯真”袁世凯认为他逼迫清帝退位的工作已经完成，他已经履行了他的诺言。 于是他等待南方履行他们的诺言，推选——袁先生为首任总统。 他害怕南方的食言，在退位诏书中添加了“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国政府”的说法。 这句话非常荒谬。 民国总统似乎不是国民选的，而是清帝下令的。 清室退位后优惠条款共两份，原文如下： 第一批：满蒙回藏各民族待遇相关条件：一、汉族平等； 二、保护原有私产三、王公子爵仍旧四、王公中有生计困难者，民国须设法谋生。 五、先筹八旗为生，在未筹之前，八旗兵工资仍然发放； 六、以前有营业居住等限制的，一律蠡除，各州县问其自由入籍； 七、满蒙隐瞒原有宗教，听取其自由信仰。 以上各条载于正式公文中，由中华民国政府向各国驻北京公使查询。
第二名单(共分两项)甲、清帝退位后优待的有关条件)现宣布清帝赞成共和国全体，中华民国退位后优待条件如下： 第一项)清帝退位后，其尊号依然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清帝退位后，岁用四百万两，很快改铸成新货币后，改为四百万元，这笔钱由中华民国支付。 第三项：清帝退位后暂时住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护卫人员照常滞留； 第四项(清亲退位后，其宗庙陵睡觉，永远奉祀，中华民国酌设卫兵，谨慎保护； 第五项(清德宗崇陵未完工的工程，即使修好，其奉安仪式仍似日本制造，一切实用经费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项)以前宫中使用的执事，必须照常留级，但以后不得招募**者。 第七项：清亲退位后，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项：原来的禁卫军由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数额依然老样子。 关于乙、清皇族待遇的条件，(一)清王公世爵依然古老； (二)清皇族在中华民国国家的公权和私权上与国民平等。 (三)清皇族私产一律保护。 (四)清皇族免服兵役的义务。 以上各条载于正式公文中，由中华民国政府向各国驻北京公使查询。 对于中华民国优待约翰逊清的上述条款，后人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批评，有人认为不应该规定这个条件。 由于有这些条款，清朝的“小朝廷”成为“中国国内的小王国”，结果民国6年( 1917年) 7月1日的张勋复辟**，民国21年( 1932年) 3月9日的日本建设满洲国的丑剧发生了，但是当时的对于一些慷慨的优待，光表现革命家度量之大，是无可厚非的。 袁世凯通过庆亲王奕劳向隆裕太后提出经革命军同意的清室优待条件，后隆裕坚决同意退位让国。 这期间，有记述清廷内外珍闻的三段笔记。 一篇是小恭亲王溥伟的《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二篇是宋清交通部承政厅长兼铁路总局**叶恭**撰写的辛亥宣言共和前逸事，三篇是宣统废帝溥仪的回忆录。《让国御前会议日记》 (节录)溥伟(注)写《让国御前会议日记》的溥伟，是清朝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奕？ 孙子。 慈禧太后**之前的时期，奕？ 秉国政二十年了，是个很认真的人，可以说是清宗室里的贤王。 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奕？ 去世后，溥伟袭击了子爵。 他出身贵胄，太年轻，相当志大才疏，不会多事，与当时宗室的亲贵相处不太好。 他封爵时，李鸿章还在位，每次相遇都直呼“少荫”(李之号)。 因此有一天，李皱着脸对溥伟说：“让祖老恭王在日本，在那个老人的爱护下，总是叫我老中堂。 小王爷大概不知道吧！ ”说。
宣统辛亥革命军起于武昌，旬月之间，各省风靡。触目时艰，顿忘嫌*。乃往谒醇邸，告以此次之变，总宜镇定，切不可张皇畏惧，尤不可认彼为革命之军，恐友邦认其作第三国交战例，则不易收拾。数日后，忽起用袁世凯督师。复谒醇邸，叩其因，醇邸以袁四有将才，且名望亦好，故命他去。余曰：“袁世凯鹰视狼顾，久蓄逆谋，故景月汀谓其为仲达第二，初被放逐，天下快之，奈何引虎自卫。”酵王默然良久，始嚅嚅言曰：“庆王、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余曰：“纵难收回成命，可否用忠贞智勇之臣，以分其势？”醇王问为谁。余曰：“叔监国三年，群臣臧否，自在洞鉴，伟不在政界，何敢谋此。”醇王曰：“都是他们的人，我何曾有爪牙心腹。”余曰：“叔代皇上行大政，中外诸臣廉能正直者，皆朝廷桢干，又何忧孤立乎！瞿子玖、岑春煊，袁所畏也。升吉甫，忠梗可恃，诚使瞿入内阁，岑督北洋，以升允为钦差大臣，握重兵扼上湖，庶杜袁四之狡谋。”醇王曰：“容明日与他们商量。”余知不可谏，太息而已。未几张绍曾叛于永平，以十九条要朝廷，醇王辄允之。诏下，余谓后齐兄曰：“大事去矣！”至宣誓前三日，宗人府以文来约陪祀。余大愤曰：“此古今未有之大耻也，伟实无颜诣太庙；若有处分，听之而已。”还其文。至日大风，黄雾四塞。后廷议以唐绍仪等充使议和，京师始有君主立宪等会以**之。呜呼！以程德全、汤寿潜、伍廷芳等，世受国恩，身膺重寄，乃甘心背叛朝廷，不加诛讨，反与之议和；且各疆臣中或死或逃或叛，凡出缺者，概不简补，宁非千古大变欤？迨袁氏入京，汉阳停战，江宁失陷，醇邸罢政，而国事益不可为矣。十月中，余往探袁氏，时居外务部，晤时，礼貌之恭，应酬之切，为自来所未有。余询以有何办法？袁曰：“世凯受国厚恩，一定主持君主立宪。惟南方兵力强盛，人心尽去，我处兵弱饷缺，军械不足奈何？”复长叹低言曰：“向使王爷秉政，决不致坏到如此。”嗟乎，余知袁氏之必叛也。归而禀请堂上，以时局至此，后变不堪设想，拟毁家以纾国难，堂上允之。乃尽出古画古玩，招商变卖。致函袁世凯，告以毁家报国之意。后君主立宪会来书，谓宗亲中有人而主张共和者，请示办法。余答书略曰：“君臣大义，炳若日星，余向无政柄，近复假居家，实不知宗潢有主张共和者。诚如此，是千古之大变也。余知有君而已。区区愚忱，敢誓天下，如食此言，即请尔爱国诸臣民，缚本爵以谢九庙。”彼所指者，盖庆邸及伦贝子也。十一月二十九日内阁会议，余力疾至内阁，醇、庆诸王及蒙古王均到。袁世凯以疾辞，遣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可愤者，群臣列坐，二三刻钟之久，惟彼此闲谈，不提及国事。余不能耐，遽诘梁、赵曰：“总理大臣邀余等会议，要议何事，请总理大臣宣言之。”赵秉钧曰：“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余曰：“朝廷以慰亭（袁世凯字）为钦差大臣，复命为总理大臣者，以其能讨贼平*耳。今朝廷在此，而复设一临时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耶？且汉阳已复，正宜乘胜再痛剿，罢战议和，此何理耶？”梁士诒曰：“汉阳虽胜，奈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无械，孤危已甚。设政府于天津者，惧惊皇上也。”余曰：“从前发捻之*，扰及畿辅，用兵几二十年，亦未有议和之举，别设政府之谋。今革命党之势，远不及发捻，何乃辄议如此？若用兵筹饷之事，为诸臣应尽之责，当勉为其难。若遇贼即和，人尽能之，朝廷何必召袁慰亭耶？梁、赵语塞。胡惟德曰：“此次之战，列邦皆不愿意，我若一意主战，恐外国人责难。”余曰：“中国自有**对内平*，外人何能干预。且英、德、俄、日皆君主之国，亦万无强胁人君俯从*党之理。公既如此说，请指出是何国人，伟愿当面问之。”庆邸曰：“议事不可争执，况事体重大，我辈亦不敢决，应请旨办理。”言讫，即立起，群臣和之，遂罢。呜呼！群臣中无一人再开言为余助者，是可痛矣。次日，醇王以电话告，以初一日开御前会议，嘱余入内。十二月初一日卯正至上书房，泽公叔语伟曰：“昨晤冯华甫，彼谓革命党甚不足惧，但求发饷三月，能奏功。少时你先奏知，我再详奏。”少顷，醇王叔至，密谓伟曰：“今日之事，庆邸本不愿意你来，有人问时，只说你自己要来。”伟敬诺。辰刻入养心殿，皇太后西向坐，帝未御座。被召者有醇王、伟、睿王、肃王、庄王、润贝勒、涛贝勒、朗贝勒、泽公、那王、贡王、帕王、宾图王、博公。太后问曰：“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皆对曰：“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所惑。”谕：“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锜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利害，我们没*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我说可否求外国人帮助，他说等奴才同外国人说看。过二天，奕锜说：外国人再三不肯，经奴才尽力说，他们始谓：革命党本是好百姓，因为改良**，才用兵，如要我们帮忙，必使摄政王退位。你们问载沣，是否这样说。”醇王对曰：“是。”臣伟对曰：“既是奕锜这样说，现在载沣已然退政，外国何以仍不帮忙，显系奕锜欺罔。”那彦图奏曰：即是太后知道如此，求嗣后不要再信他言。”臣奏曰：“*党实不足惧，昨日冯国璋对载泽说，求发饷三月，他情愿破贼，问载泽有这事否？”载泽对曰：“是有。冯国璋已然打有胜仗，军气颇壮，求发饷派他去打仗。”谕：“现在内帑已竭，前次所发之三万现金，是皇帝内库的，我真没有。”臣伟碰头奏曰：“库帑空虚，焉敢迫求？惟军饷紧要，饷足，则兵气坚，否则气馁兵溃，贻患甚大。从前日俄之战，日本帝后解簪饰以赏军，现在人心浮动，必须振作。既是冯国璋肯报效出力，请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暂充战费，虽不足数，然而**感激，必能效死，如获一胜仗，则人心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圣明三思。”善耆奏曰：“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谕：“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臣伟奏曰：“优待条件是欺人之谈，不过与迎闯贼不纳粮的话一样。彼是欺民，此是欺君。就请用贤斩佞，激励兵心，足可转危为安。若一议和，则兵心散*，财用又空，奸邪得志，后事真不堪言。况大权既去，逆臣*民倘有篡逆之举，又有何法制之？彼时向谁索优待条件？”又泥首奏曰：即使优待条件可恃，夫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岂不贻笑列邦，贻笑千古？太后、皇上，欲求今日之尊崇，不可得也。臣忝列宗支，实不忍见此等事！”谕：“就是打仗，也只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善耆奏曰：“除去*党几人，中外诸臣，不无忠勇之士，太后不必忧虑！”臣伟奏曰：“臣大胆，敢请太后、皇上赏兵，情愿*贼报国！”顾载涛曰：“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载涛对曰：“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太后默然。良久曰：“你们先下去罢。”善耆奏曰：“少时国务大臣进见，请太后慎重降旨。”太后叹曰：“我怕见他们。”乃顾臣伟曰：“少刻他们又是主和，我应说什么？”对曰：“请太后仍是主持前次谕旨，着他们要国会解决。若设临时政府，或迁就革命党，断不可行。如彼等有意外要求，请太后断不可行。”太后曰：“我知道了。”又叩首奏曰：“革命党徒无非是些年少无知的人，本不足惧，臣忧者，是*臣借革命党势力，恫吓朝廷，又复甘言诈*，以揖让为美德，以优待为欺饰，请太后明鉴。南方为党人占据，民不聊生，北方因为两宫照临，所以地方安静，此正明效大验。太后爱惜百姓，如*贼安民，百姓自然享福；若是议和罢战，共和告成，不但亡国，此后中国之百姓便永不能平安。中国虽弱，究属中华大国，为各国观瞻所系。若中国政体改变，臣恐影响所及，从此兵连*结，全球时有大战，非数十年所能定。是太后爱百姓，倒是害了百姓。”太后颔之。载泽奏曰：“今日臣等所奏之言，请太后还后宫，千万不可对御前太监说，因为事关重大，诸太后格外谨慎。”谕：“那是自然，我当初侍奉太皇太后，是何等谨慎，你不信，可以问载涛。”善耆奏曰：“载泽所言甚是，太后从先圣孝，今日与彼时不同。”太后不语，遂皆退。按是日被召凡十四人，惟四人有言，余皆缄口，良可慨也。越二日，醇王叔谓伟曰：“你前奏对，语太激烈，太后很不喜欢。说时事何至如此。恭亲王、肃亲王、那彦图三个人，爱说冒失话，你告知他们，以后不准再如此。”伟曰：“太后深居九重，不悉时局，然既不准溥伟说话，则以后之会议，是否与闻？”醇王面现极忧色，良久曰：“你别着急。”余曰：“太后既有此旨，万无再违旨说话之理，然而目睹危险，天颜咫尺之地，何忍缄默？”醇王曰：“我处嫌疑之地，也不能说话。”余曰：“五叔与溥伟不同，既是五叔为难，只好以后会议时，溥伟不来可也。”醇王曰：“这两日来不知是怎样运动，老庆依然入朝，太后意思也颇活动，奈何奈何！”越三日，遂有段祺瑞等通敌请退政之电，人心大震。翌日，闻有御前会议，不使余知，无如之何。是日美国人李佳白来邸，讽余主张共和。以大义责之，惭而退。越日，袁世凯派赵秉钧、胡惟德、谭学衡来邸，告以总理大臣之苦心，民军之劲勇，我军摇动，种种危*。余曰：“时事至此，余亦无法。但既忝列宗支，万无首倡废君退政之理，虽无**，此时实难缄口。公等身为大臣，劝皇上降敌国尚不可，今乃劝皇上降*民乎？”赵等愕然辞去。十二日午后，君主立宪会中有隆厚田者，惶遽来告曰：“顷得密信，赵秉钧等密请袁世凯将诸皇族尽驱入宫，以兵守禁城，俟共和告成再说，又有派遣军队，护卫各府，名曰保护，实监其出入之谋。袁不从。赵秉钧曰：醇王庸懦，固不足虑。恭王颇有才气，请先除之。袁大笑曰：他不过读几本书，何况庆、醇、洵、涛诸人，都不喜他。他未必肯与醇王出死力，且无兵权，何必忙作这无味事等语。此吾辈探得之确信也，殿下宜速筹良策。”语毕匆匆去。伟即时禀明堂上，奉慈谕：既是这样话，不必管他真假，惟有避之为妙，汝先行，余亦二三日内赴西山矣。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叶遐庵辛亥年底清廷之宣布共和，其枢纽在袁项城，为众所周知之事实。袁氏后虽为国人所弃，但当时兵不血刃转移大局，其中亦煞费经画。溯由八月十九日（阴历）至十二月二十五，中阅四个月，其中遗闻逸事甚多，顾见诸记载者殊少，只尚秉和之《辛壬春秋》，叙述颇详，但系正史性质；兹篇所述，则不贤识小，类乎札记，聊供谈助而已。武昌变起，瑞澄逃，荫昌督师而不甚负责。当时清廷即分两派：一派主张严申军令，用亲贵督师，以张挞伐；一派主张起用袁世凯。争不能决，乃奏请隆裕太后决定。太后主起用袁，议乃定。其后一切均由此发轫也。当袁氏入京以前，众情惶惑，主张纷歧，政府已不复能加以统御。民政部尚书某，因有*城内**之语，复招旗籍巡警二千人，将陆续以代巡警之汉籍者。人心益恐，几酿巨变。众以赵秉钧手创北京警察，须其来以弭此*，密言于徐世昌及庆王，召秉钧于彰德，令任民政大臣，并先日由徐备火车星夜专开北上。秉钧至，即日遣散旗警，人心始安。宣布共和，实隆裕所独断。自项城入京后，隆裕即主以大权授之，一切由项城逐日入宫，面取进止。自项城遇险，遂不入朝，由赵秉钧、梁士诒二人代之。唐绍仪电陈情事，亦均由二人面奏。厥后磋议优待条件，字斟句酌，隆裕意旨甚多。犹记关于禁卫军事，唐电云：民军主张禁卫军归民国陆军部编制，赵、梁据以请旨，并述并非解散该军。隆裕云：既云归民国陆军部编制，则如何编制，将来系陆军部之自由，岂能担保不解散。赵、梁无以答，退朝后甚为焦灼。余云：明晨上奏，不妨主张加“额数俸饷仍其旧”八字，表示为一种保证；且可令士官兵卒，一律安心，谅民军亦无不允。二人次晨试以上奏，果承俞允，遂据以复民军，此条遂告成立。时禁卫军共四旅，均驻西郊，颇有不稳之谣；且此条不成立，其他无从议及，故隆裕之决断，颇关重要也。又宗室亲贵反对宣布共和者甚多，隆裕均严拒之，或婉止之。十二月廿三、廿四日单独请起（即请见也）者有多人，隆裕或见而告谕之，或竟不见。廿五日晨犹有数人拟面阻上谕之发布，隆裕告内阁全体云：“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遂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逮各人入阻，已无及矣。足见隆裕之有决断，实非寻常，宜乎逝世时全国哀悼之盛也。武昌变起，盛宣怀去职，杨士琦继之，命余以承政厅厅长兼任铁路总**（即各路督办），余辞焉。李侍郎经芳笑曰，近日各地纷纷言先复，你亦可以光复。盖指盛曾撤余铁路总局之职也。杨未几同唐南下议和，旋且辞职。梁士诒继，以昕夕参与机务，从未到署，副大臣李经迈不就，阮忠枢亦不到部，丞参星散，余以承政厅长遂总理全部之事。夕则至内阁官舍（即马大人胡同外务部建备招待德太子者，后遂为外部衙门）助理一切。惟时项城北洋旧幕多不在旁，余以素无渊源之人，承乏其间，且从不识政界之若干把戏，惟欲弼成革命之局，故劳怨均所不辞。时民军中多宿好，始以余留滞北京，颇怪余不肯帮忙，嗣知在北多所运用，乃止余勿南，且以保全交通事业之责相属焉。十二月初，南北意见已相接近，乃在京满蒙王公忽生异议，故优待条件内复加入关于王公封爵各条；但仍未熨贴。复经多人疏解，始克就范。时外蒙王公驻京颇视土尔扈特王帕勒塔之意见为从违，余乃介梅颉云向其说合焉。北京其时有报纸数家，但无一与革命表同情者，余欲逐渐转移大众心理，乃于十月中办一《光华报》，初不表示意向，至十一月乃渐露头角，众皆侧目。然视南方各报，实温和多矣。其时宗社党有谋炸报馆*馆员者，幸未实现。民元初，报即停版。新春兵变之夕，余在马大人胡同内阁官舍，同数人方晚膳，忽闻*声劈拍，起于所坐窗外，始以为新年*竹，乃空中人声鼎沸，旋而红光烛天，知必有变，因同出天井，则卫兵秩序纷*，出入杂沓，项城神色颇慌，屡由电话问西城情形。盖其时本有禁卫军欲入城为变之谣也。乃电话旋断，电灯亦灭，众益无措，项城乃与余等避入地窖。旋命将某处解来之饷，赏与卫队每人数千元。时探报迭至，已知是兵变抢劫，项城色定，言“他们如此胡闹，拿我的家伙来——等我去打他们！”扰攘许多，天已微明，即接汪精卫等人由六国饭店送来致唐少川一信，余知必重要，乃陈项城拆视，知欢迎团（即欢迎总统南下就职者）如蔡孑民、魏注东诸君，皆已逃至六国饭店，且衣履均不备，余尚多失踪，希望赶紧访寻云云。项城因命余速往晤汪，并为筹购物品，余因步往京汉铁路局，取得四千元，费许多事，觅得人力车，坐至东交民巷东口（因北口已严守不能入），为守口外兵所拒。幸身有官衔片，出示之，始放行，但仍拒车入。余身只有一十元钞票，即以与之。复步至六国饭店晤汪及同人，则状甚狼狈，余因出资付。待至将十二时，始陆续知各人下落，遂召开会议，决电南京，主项城改在北京就职焉。逊位之诏，张金坡（锡銮）早令人拟一稿，同人嫌其冗长，交与余修正。余以为时尚早，密藏衣袋中（时重要文件不敢置家中，故多在衣袋。有一次夜间收到解款数十万汇单，亦置衣袋中，不敢告一人也）。至十二月二十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遂由某君修改定稿。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闻系某太史手笔，余甚佩之。盖舍此四字，无可收煞也。逊位之将定也，深虑者恐届时有元后掷玺之事，因议不如先仿英内阁设掌玺大臣之制，以徐东海为太保，令司盖玺之职。徐之为太保实以此。其后逊位之诏，亦相沿由徐手盖御玺焉。张先培等之炸袁也，第一弹毙其顶马，第二弹未中，第三弹毙其驾车之马，又一弹毙其从骑。其间恰未中袁之座位，亦异事也。余方经东长安街以往马大人胡同，亲见炸毙之人马。掷弹者旋即被捕。良弼被炸之夕，晚七时许，袁召之往，令往劝肃王不可坚持反对。良应命往肃府，归家遂被害。余时在马大人胡同，亲见良由客厅出门，次晨阅报始知其事。清廷觉袁有异志，乃封侯以慰之，袁不受，其辞表乃吴廷燮所拟。溥仪的回忆录（摘录）我糊里糊涂地做了三年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在后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深的是：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后一次见太后。如果别人没有对我说错的话，那么正是在这次，袁世凯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问题。这次召见之后，袁世凯就借口东华门遇险的事故，再不进宫了。武昌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满族统帅根本指挥不动抵抗民军的北洋各镇新军，摄政王再也没办法，只有接受奕劻这一伙人的推荐，起用了袁世凯。待价而沽的袁世凯，有徐世昌这位身居内阁协办大臣的心腹之交供给情报，摸透了北京的行情，对于北京的起用推辞再三，一直到被授以内阁总理大臣和统制全部兵权的钦差大臣，军政大权全已在握的时候，他才在彰德“遥领圣旨”，下令北洋军向民军进攻。夺回了汉阳后，即按兵不动，动身进京，受隆裕太后和摄政王的召见。这时候的袁世凯和从前的袁世凯不同了，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军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北洋军攻下汉阳之后，英国公使朱尔典得到本国政府的指示，告诉他：英国对袁“已经发生了极友好的感情”。袁到北京不久，英国驻武昌的总领事就奉朱尔典之命出面调停民军和清军的战事。袁世凯的革命党方面的朋友，主要的是谋刺摄政王不遂的汪精卫。汪精卫被捕之后，受到肃亲王善耆的很好的招待。我父亲在自己的年谱中说这是为了“以安反侧之心”，其实并非如此。我有亲戚后来告诉过我，当时有个叫西田耕一的日本人，通过善耆那里的日本顾问关系告诉善耆，日本人是不同意*掉汪精卫的。摄政王在几方面压力之下，没有敢对汪精卫下手。武昌事起，汪精卫得到释放，他立刻抓住机会和善耆之流的亲贵交朋友。袁世凯到北京，两人一拍即合。汪精卫也很快与袁公子克定变成了好朋友，从而变成了袁的谋士，同时也变成了袁世凯和民军方面某些人物中间的桥梁。民军方面的消息，经此源源地传到袁世凯这边，立宪派人物也逐渐对他表示好感。袁世凯有了很多新朋友，加上国内外和朝廷内外的那一伙旧朋友，就成了对各方面情况清楚而且是个左右逢源的人物。袁世凯回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退归藩邸。接着，以接济军用为名挤出了隆裕的内帑，同时逼着亲贵们输财赡军。亲贵感到了切肤的疼痛，皇室的财力陷入了枯竭之境，至此，政、兵、财三权全到了袁世凯的手里。接着，袁授意驻俄公使陆徵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清室，要求皇帝退位，同时以全体国务员名义密奏太后，说是除了实行共和，别无出路。我查到了这个密奏的日期，正是前面提到的与袁会面的那天，即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此明白了太后为什么后来还哭个不停。密奏中让太后感到**的，莫过于这几句：“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
西姆拉会议的主要人物
西姆拉会议是民国二年（1913年）10月至三年（1914年）7月英国策划的在印度西姆拉（Simla）召开的所谓“中英藏三方会议”，是英帝国主义阴谋策划将**地方从中国分割出去的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中方代表陈贻范迫于压力在草约上签了字，但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正式签字，会议宣告破裂。英方与中国**地方单方面于7月3日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是完全无效的。陈贻范作为中方代表，一开始就是袁世凯民国政府妥协的产物。而在西姆拉会议的整个谈判过程中，英方代表和**地方某些代表相互**，对议案密谋策划，并给陈贻范施加压力，陈贻范始终未在正式条约上签字。那么，陈贻范为什么会被选为中方代表？他在西姆拉会议中表现如何？后来各方对他评价如何？本文拟就这几个问题作一简单论述。
陈贻范代表地位的确定
陈贻范之所以能够被选为中方代表，是袁世凯北京政府一再妥协的产物，同时与他先前的经历分不开。在会议开始前，北京政府就不得不作出让步：其一是北京政府建议会议在北京或伦敦召开，而英国人却坚持会议要在印度召开；其二是北京政府建议先由中国和**谈判以后，再和英国谈判，而英国人坚持**代表要与中国和英国的代表处于同等地位参加会议。当时民国政府在**上尚未取得外国的普遍承认，国内各种**势力又没有统一，因而急需得到列强的承认和支持；经济上国库空虚，财政拮据，急需外国**，可谓困难重重。在列强中，袁世凯首先希望取得英国政府的承认和英国财团的**。这就使得民国政府屈服于英国压力，准备按英方所提条件进行谈判，同意了英国的要求。
在中方代表的选择和代表的名称上，北京政府更是一让再让。北京政府原于1913年3月决定任命清时驻藏大臣温宗尧为代表，但是当温宗尧得知袁世凯同意英人建议把会议地点定在印度大吉岭时，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便坚决辞职，拒绝出席会议。据《中国近时外交史》载：“此等会议地点，与议约有密切关系。始初袁氏欲派温宗尧为代表，温以北京或伦敦开议为条件，不肯赴印度会议。盖知印度政府侵略**之野心，远过于伦敦政府。入其领内议约，必多蒙不利。”①后北京政府又准备改派具有和英人谈判经验的张荫棠时，英人认为此人极端精明强硬，又坚决反对。当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SirJ.Jordan）“与袁世凯有私交，总设法与总统面谈重要问题，而**问题正是双方谈判的主题之一”，②因此，朱尔典于1913年4月会见袁世凯，向袁直截了当地点名要陈贻范来担当中方代表，袁为了讨好朱尔典，竟然当着他的面“允诺接受此建议”。③因此，由于急于得到英国的承认以及财政资助，会议尚未开始，北京政府就仰英人鼻息办事，不能自主。同时，朱尔典选择陈贻范也是有原因的，陈贻范原来是“上海方言学堂北京同文馆学生，英国留学生，驻英公使馆通译参赞官，代理公使，云南腾越海关道驻沪通商交涉使总统顾问”，④他在英国任领事时，办事随和，深得英人喜欢，因此朱尔典认为陈贻范能够很好地和英人合作，听任他们的摆布。在这种情况下，陈贻范于1913年4月15日被任命为“**宣抚使”。⑤尽管北京政府满足了英方的要求，派陈贻范为谈判代表，但是，英方还得寸进尺，认为“**宣抚使’，的头衔与承认为三方会议相悖，要求北京政府取消成命。驻华公使临时**艾斯顿（Alston.B.）于1913年7月2日向中国外交部交送了一份《备忘录》，反对给陈贻范授予“**宣抚使”的命令。迫于压力，1913年8月2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改任陈贻范为“**议约全权专员”，⑥再一次对英妥协。不久后民国政府又任命具有反英倾向的胡汉民为谈判代表，与陈贻范享有同等权力。英方对此立即提出**，民国政府遂又撤销对胡的任命，而改派了王海平。
正是在这种北京政府不能自主一再妥协退让和陈贻范深得英人“喜欢”的情况下，陈贻范被推到了谈判代表的席位上，北京政府的软弱以及陈贻范自己的性格特征就注定了他以后的命运。在西姆拉会议中他遭遇多方压力，终因为性格软弱，被迫草签，得了一个遭人唾骂的命运。但是，陈贻范在西姆拉会议中也并不像英方期望的那样听任他们摆布，在很多时候他顶住了压力，坚持了北京政府的原则。他的后草签，既与袁世凯政府为寻求其他国家的认可和支持而一再妥协退让有关，也与他的性格软弱及其在会议中所处的被动地位有关。
